父親的守望

只看該作者 · 2019-7-29 10: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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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的守望       劉杰
      父親1941年9月出身在湘南偏遠的寧遠縣一個貧寒的農民家庭。在那兵荒馬亂、動蕩不安的年代，1945年不滿37歲的祖父因病過早的撒手人寰，“拋”下祖母和四個未成年的子女。姊妹中排行第三、不滿4歲的父親開始飽嘗家庭失去“頂梁柱”后苦不堪言的生活。俗話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迫于生計，作為長子、18歲未滿的大伯于1949年初背井離鄉到廣西平桂煤礦當礦工，靠背煤賣苦力賺取微簿的收入養活全家。解放后，農村盡管走上了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缺乏勞動力的祖母家生活仍然困難重重，家庭生活費和小孩上學讀書費用的來源主要靠煤礦做工的大伯維系。其間父親在村辦附屬小學斷斷續續上過幾年學，大伯調桂林工作后，1956年父親曾在桂林“寄養”讀過一年書。1958年5月大躍進開始，在各行各業“大干快上”的熱潮中，鋪天蓋地的招工消息接踵而來，6月在禾亭中學讀初一的父親為了給家庭減少生活壓力，放棄學業，到水口山礦務局六廠謀得一份職業。
      水口山礦務局六廠成立于1956年，是新中國建立后第一家從綠柱石中提取工業氧化鈹的試驗性工廠。1957年春，伴隨著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國家研發“兩彈一星”等國防尖端技術的帷幕正式啟動，水口山六廠猶如一個呱呱墜地的嬰兒應運而生，從誕生之日起就擔負起了國防尖端產品原料試驗工廠的歷史重任。1958年6月長期生活在貧寒家庭的父親走進了氧化鈹生產車間，鈹是一種最輕的堿土金屬，其化合物毒性都較大，在生產過程中通過火法、濕法、用雙氧水除鐵，即可產出產品。作為我國第一代鈹生產的產業工人，父輩們克服各種困難，篳路藍縷、披荊斬棘、在雜草叢生的荒地上建立起來的工廠默默奉獻，揮灑青春。而當時國家給予這些從事有毒有害作業工作的學徒期工人的月工資僅16元，附加從事有毒有害作業津貼9元/月（由工廠統一提供的保健飲品牛奶替代）。3個月轉正后工資待遇32.25元/月。那個年代，歷經過新舊兩個社會兩重天走出的父親已經很知足，工作中始終懷著一顆知恩圖報、感恩戴德的心，盡職盡責、無怨無悔。
      1963年初父親調往水口山礦務局煉鉛的三廠工作，三廠工作條件艱苦，機械化程度低，大都是些體力活，鉛精礦計量完全靠人工鏟料，然后用板車拖，倒進料斗后再轉傳動皮帶上，一個作業班要“倒騰”8個鍋的量，好幾十噸，勞動強度很大，8小時工作下來，工作服幾乎全部被汗水浸透，進食堂用餐有時手連筷子都拿不穩。
      上世紀60年代初國家遇上3年困難時期，物資相當緊缺，工廠的食品供應相應削減，農村招工來的不少工人在此期間受不了“煎熬”，借機打“退堂鼓”返鄉了，有的同事從身體健康的角度考慮，勸父親辭職，返鄉。父親不為所動，他知道國家在百廢待舉時期發展各門類行業，特別是基礎原材料、國防工業的重要性?！叭绻蠹叶歼x擇辭職，誰來發展國家的基礎原材料、國防工業”。父親這種樸素的感情，堅定了他對這份工作的熱愛，并額外珍惜。父親就是憑著這份執著、堅守，成了人生轉折職場上第一次大考中的“贏”家；1963年我的母親到水口山礦務局相親，被父親的“忠厚、沒多話講”打動，父親從此收獲愛情、組建了家庭，又成為愛情上的“贏”家。
      1965年6月，隨著株冶鉛系統全面投產，父親被組織安排調往株冶鉛系統二車間燒結工段備料班工作，盡管株冶擺脫了人工鏟料的歷史，但由于株冶生產規模大，二氧化硫、氧化鉛等氣昧濃，粉塵重。如操作不慎傳動皮帶上掉了料，鏟料的工作量很大，為此父親在工作中總是苦心積慮，想盡辦法確保設備安全穩定運行。在那個計劃經濟的年代，職工的收入差距不大，調整幅度很小，升二級工后父親工資待遇調整到38.38元/月，附加有毒有害作業崗位保健食品牛奶9元/月，一直到改革開放的1978年下半年，國家工資待遇政策“放開”，父親的工資待遇才提高到54.43元/月，并開始享受每月5至6元的獎金。
      1969年8月，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性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動在全囯鋪開，父親被單位抽出8個月時間參與株冶俱樂部大坡段的挖防空洞工作，他們打風鉆、放炸藥、肩挑背馱，為人民防空事業添磚加瓦，挖防空洞作業場面狹窄，不安全隱患時有發生。一次在洞內作業時，一塊剛炸藥放炮過后引起松動的泥快從頭頂脫落下來，差點落到父親頭上，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一貫辦事沉穩的父親遇事不驚，很坦然、樂觀的面對。
      株冶鉛系統是有名的工作環境差，條件艱苦的單位，很多人談“鉛”色變，有“門路”的職工都選擇“調離”。父親在株冶鉛燒結工段備料班組一干就是20年，這20年父親的“堅守”，飽嘗了人世間的人情冷暖，感受了生活的酸甜苦辣。20年從沒向組織上提出過任何要求，從普通班員到擔任班組長的“兵頭將尾”，“四班三倒”連軸轉，工作中他都是身先士卒、以身作則，臟活累活搶著干，班組管理有條不紊，作業現場清潔整齊。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家一家5口除父親外其他4人屬沒城鎮戶口的“黑人”，一家5口擠居在株冶生活區四區單身宿舍一不到10平方米的的外套間里，晚上一家5口擠在一個床鋪上，當時家里一貧如洗，家徒四壁。沒有糧票，全靠工友發揚互濟互助精神，從節省下的糧票救濟維持生活；沒有獨立的洗漱間，有時洗漱、上衛生間要排隊等上“半天“，家里甚至連基本的就餐的餐桌都沒有…沒錢買煤，沒有工作的母親常帶我到廠里堆放煤渣的場地撿沒燒透的煤焦回來燒；沒錢買煙，我們就到人群密集的廠上下班交通車乘車處撿別人抽剩的煙蒂子回來，“加工"給父親。繁重的工作任務和捉襟見肘的家庭生活壓力使父親喘不過氣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一周除6天上班外，只有一天休息，晚上每天都要開會學習傳達中央文件精神，一天晚上父親被安排去市中心開大會，家里3個小孩帶不過來成了難題，由母親家里帶兩個妹妹，父親從同事處借了輛單車把我帶上便去市里開會，會議結束后父親騎著單車搭著我往回趕，快到氮肥廠時單車被他人的三輪車撞上，搭在后座上的我被甩到地上導致臉上腳上都是鮮血，此情此景，我原以為一貫“老實巴交"、不跟別人爭吵的父親也會按納不住找對方理論的，可看到對方是靠拉三輪車維持生計的"苦力”人，父親“氣”一下“消”了，沒有過多責備對方，也沒有索要對方一分錢醫療費就讓對方走了。父親為人就是這樣，做任何事首先考慮的不是自己，而是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這種寄人籬下的生活一直持續了7年，直到我小學入學的年齡。在母親帶我們姊妹3人回老家生活的日子里，父親一直精打細算、省吃儉用，每月工資除留下10來元的伙食費外，其余全部“完壁歸趙”寄給了母親，身上穿的大多是廠里發的工裝或汗衫，特別是夏天穿的汗衫到了“千瘡百孔”仍舍不得丟棄。
      1973年、1975年家里為了給我創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讓我插班在株冶子弟小學上過兩個學期的學，在與父親生活的兩個半年時間里，由于父親是倒班制，每天來回都是風風火火、形色匆匆，我們相見交流并不多。那時父親把每月排毒排鉛的保健牛奶票都留給了我，還帶我去職工療養所吃過療養餐，而他自己在食堂里就餐卻經常性的是兩個饅頭加酸菜湯應付。父親所在鉛系統備料崗位每年會定期一個月到廠療養所打排鉛針，其中對身體還有不小的副作用。從小到大，父親給我最深的感覺是，能一人扛過去的事盡量自己扛，從來不在子女面前說多余的話。我進入株冶工作后，對鉛的危害有了更深一步的認識，直至有一次親眼看到父親因排鉛出現異常，豆大的汗珠從頭上冒出來時，才真正意識到父親這幾十年扛過來不容易，他是在透支自己的身體來換取我們家庭的幸福。
      母親從小在常寧城關長大，性格開朗外向，與父親性格互補，幾十年來他們相濡以沫、風雨同舟共同經營這個家，不論是狂風驟雨還是急流險灘，也不論是一馬平川還是艷陽高照，他們都以淡定從容的心態泰然處之，最后達到“驀然回首”的領悟。
      1981年國家落實了下放知青政策，沐浴著改革開放的和煦春風，我們一家的城市戶口問題得到了落實解決，在有毒有害崗位“堅守”近30年的父親終因健康原因難以“支撐”下去了，“忍痛割愛”于1985年底辦理了減薪離崗手續，離開了他“揮灑熱血"、“不離不棄”的崗位和朝夕相處的工人兄弟，離崗后父親一直過著幸福的晚年生活，退休工資也從當初的100多元/月漲到現在的2900元/月，住房面積也大有改觀。年近八旬的父親歷經歲月的風霜已年老體衰，年輕時身高接近一米七的“海拔”已逐漸“削平”壓低，過去濃眉大眼、身板硬朗、英俊帥氣的形象早已蕩然無存，滿頭是絲絲的白發，眼臉下布滿了豆大的老年斑，耳朵聽力功能已大為下降，日常起居步履蹣跚，臉上那錯落有致、溝壑縱橫的皺紋既是蒼桑歲月的“寫實”，也是人生過往的“詮釋”。父親這一代人，是只知“付出”，不談“回報”，只知“奉獻”，不談“索取"的一代，父親那一輩在平凡中綻放出來的光芒是我們家庭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彌足珍貴，值得我們永遠傳承。